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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 N本版文 均據新華社
　　 “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，啟動實施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，逐步調整完善生育政策，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。”15日發佈的《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》，宣佈這一人口與生育政策的重大調整。分析人士指出，此舉標志著中國逐步放開嚴控生育政策，向“放開二胎”過渡，這是中國人口和生育政策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形勢所作出的重大調整。
　　 “未富先老”問題日益嚴峻
　　 “反映了中國政府在調整人口結構上的努力和與時俱進。”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李銀河說。
　　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顧寶昌認為，實行“單獨二胎”政策將使中國人口結構更為健康、完善，中國人口的超低生育率已延續20年之久。
　　 20世紀70年代初以來中國政府開始大力推行計劃生育；1978年以後計劃生育成為中國的一項基本國策。
　　 中國人口控制已基本上超過了預期。國家衛生計生委新聞發言人、宣傳司司長毛群安11日表示，40多年來，中國由於計劃生育累計少生了4億多人，大大減輕了人口過快增長對資源環境帶來的壓力。
　　 中國人口出生率由1970年的33.4%，下降到2012年的12.1%；人口自然增長率由1970年的25.8%，下降到2012年的4.95%，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。
　　 “完善生育政策，既要考慮維持中國的低生育水平，又要考慮群眾的生育意願，還有經濟社會發展和人口結構變化等因素。”毛群安說。
　　 因應現實，中國計劃生育政策不斷調整，2011年，“雙獨二胎”（夫妻雙方都為獨生子女，可生二胎）政策已經覆蓋全國。
　　 然而，“未富先老”、勞動力短缺、獨生子女家庭養老問題日益嚴峻。各界開始呼籲從“雙獨二胎”轉向“單獨二胎”（夫妻雙方一方為獨生子女，即可生二胎）。
　　 長期來看生育率不會大起大落
　　 《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報告（2013）》顯示，2013年中國老年人數量將達到2.02億；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，2012年末，中國15至59歲（含不滿60周歲）勞動年齡人口93727萬人，比上年減少345萬人。
　　 改革開放以來，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歸功於人口紅利。此間人士認為，過低的生育水平將降低經濟潛在增長率。
　　 “勞動力人口的下降，標志著人口轉型的拐點，意味著中國的人口紅利將進入逐漸收縮的態勢。”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副所長張翼認為，“單獨二胎”政策是調整人口結構的重要手段之一。
　　 有人擔心放開“單獨二胎”後，生育率會有所反彈。北京市人口研究所副所長尹志剛認為，短期生育率可能略有反彈，但長期來看不會大起大落。
　　 “現實環境的制約，育兒成本的提高，讓很多年輕人不會盲目跟風生育。”北京市人口研究所副所長尹志剛指出，由於生活、教育成本的提高，低生育思維定式已在處於生育期的新生代家庭中悄然形成。
　　 三中全會決定同時強調“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”。尹志剛認為，“‘單獨二胎’政策與計劃生育並不矛盾，是基於目前生育水平面臨反彈壓力的謹慎考慮。”
　　 他說，這項政策“既沒有完全放開二胎，更沒有放開三胎四胎；原來是計劃生育，調整後還是計劃生育”。
　　 從“16字”到“20字” 政府職能轉變凸顯新內涵
　　 15日公佈的《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》明確提出：加強中央政府宏觀調控職責和能力，加強地方政府公共服務、市場監管、社會管理、環境保護等職責。
　　 專家認為，決定中涉及的政府職能和作用可概括為“宏觀調控、市場監管、公共服務、社會管理、環境保護”，清晰地界定了政府的職能和作用，也凸顯了新的內涵。
　　 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教研部主任張占斌說，同過去的“宏觀調控、市場監管、公共服務、社會管理”相比，決定新增了“環境保護”要求。把政府職能和作用從“16個字”增加到“20個字”，表明“黨和政府對政府職能有了新的認識”，強化了政府在環保方面的職責，有利於加強生態文明建設，建設美麗中國。
　　 張占斌認為，政府職能的轉變必將對我國環境保護乃至生態文明產生重大影響。預計相關政府部門將有所調整，從體制機制上進一步加強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力度，更好地保護和管理好生態環境。
　　 他說，30多年的改革開放極大地增強了我國綜合國力，改善了民生，但我國在工業化和城鎮化過程中也付出了不小的環境代價，一些地區“高污染、高排放”企業盲目擴張，污染物排放量很大，造成了嚴重的霧霾污染等生態環境問題，人民群眾反映強烈。決定把“保護環境”列入政府的五大職能和作用，順應民意，符合現實。
　　 他認為，工業化、城鎮化關係到經濟社會發展和民生改善，但“工業化、城鎮化和生態文明建設三者不可偏廢”，這就是政府職能轉變釋放的新內涵。
　　 股票發行將推行註冊制 釋放資本市場活力
　　 15日發佈的《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》提出，健全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，推進股票發行註冊制改革，多渠道推動股權融資，發展並規範債券市場，提高直接融資比重。
　　 “這是股票發行註冊制首次列入中央文件，將對我國資本市場帶來重大影響。”武漢科技大學金融證券研究所所長董登新認為，中國股市市場化進程中的最大障礙就是對股票發行的過度行政干預。近一兩年來，市場對實行註冊制的呼聲很高，監管層也多次透出未來要推行註冊制的信號。
　　 “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，資本作為基礎性資源，在配置中更應凸顯市場的決定性作用。”董登新說，註冊制改革已經沒有退路。
　　 值得註意的是，股票發行由審核制向註冊制過渡，並不意味著發行標準的降低和監管的放鬆。相反，註冊制對事後監管提出了更高要求，需要以更加嚴格的監管維護市場健康運行。這要求證監會的職責隨之發生根本性變化，監管重心後移。
　　 “證監會需要把更多精力由審批轉移到查處市場違規行為、打擊證券犯罪和維護市場‘三公’等方面。”董登新說。
　　 雖然註冊制的真正實施還有待證券法的修改，但註冊制藍圖帶給資本市場的變革已經可以預期。理順關係，該市場的歸市場，該監管的歸監管，資本市場的活力將由此得到釋放。
　　 自貿區不斷“擴容” 對外經濟不斷強筋壯骨
　　 15日公佈的《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》提出，在推進現有試點基礎上，選擇若干具備條件地方發展自由貿易園（港）區。
　　 中國（上海）自由貿易試驗區掛牌已經一月有餘，國內外關註熱度不減。外界普遍認為，上海自貿試驗區有望成為未來中國改革開放的新地標和“試驗田”，將在推動中國經濟轉型升級中發揮重要的試驗、探索作用。
　　 “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發展其他自貿園區，目的同樣是為新時期的改革開放積累可複製、可推廣的經驗。”商務部研究院院長霍建國表示，各地在發展中形成了不同特色，結合他們的各自優勢發展自由貿易園區，可以發揮更大的輻射和帶動作用。
　　 決定提出，探索對外商投資實行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的管理模式。
　　 霍建國表示，目前上海自貿試驗區探索的負面清單管理模式，將清單以外的投資領域由核准制改為備案制，是我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中的重大突破，既與當前國內市場化改革方向一致，也符合國際投資規則發展的新趨勢，在改善投資環境、便於外資在中國“落地”的同時，也有利於中國企業“走出去”、拓展發展空間。
　　 “以投資管理體制改革為突破口，暢通國內國際要素有序流動的渠道，將為我國外向型經濟發展註入新的動力。”他說。
　　 決定提出擴大內陸沿邊開放，並做出了支持內陸城市增開國際客貨運航線，發展多式聯運，形成橫貫東中西、聯結南北方對外經濟走廊；建立開發性金融機構，加快同周邊國家和區域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設，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、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等一系列具體部署。
　　 專家普遍認為，當前中西部地區承接產業轉型成效顯著，我國外向型經濟地區佈局正協調推進。上述政策安排著眼於形成全方位開放格局，在當前新的時代背景下，其意義不僅限於打造新的經濟增長點，更有利於形成東中西良性互動、互補支撐的格局，在內陸沿邊開發開放中形成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優勢。
　　 財稅改革力促中央和地方“兩積極性”
　　 “建立現代財政制度，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”……15日公佈的《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》傳遞出財稅改革的新信號。
　　 根據決定，要深化稅收制度改革，完善地方稅體系，逐步提高直接稅比重。將推進增值稅改革，調整消費稅，逐步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，加快房地產稅立法並適時推進改革，加快資源稅改革，推進環境保護費改稅。
　　 “稅收的原則是稅負公平，房地產稅改革與普通百姓的利益緊密相關，通過加快立法，可以推進改革的進程，立法過程也是形成共識的過程，可以增強改革認同，減少改革阻力，協調社會各方的關係。”中國財稅法學研究會會長劉劍文說。
　　 “值得註意的是，完善立法作為財稅改革的一項重要原則。”劉劍文認為，財稅改革涉及多方關係，包括國家和納稅人、立法與行政、中央與地方、政府與市場等，通過完善立法可最大限度集中民情、民意、民智，實現公平。
　　 根據決定，要實施全面規範、公開透明的預算制度，並提出改進預算管理制度的一系列具體舉措，包括“建立跨年度預算平衡機制”“建立權責發生制的政府綜合財務報告制度”“建立規範合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債務管理和風險預警機制”等等。
　　 此外，對於建立事權與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，具體內容包括：
　　 ——適度加強中央事權和支出責任，國防、外交、國家安全、關係全國統一市場規則和管理等作為中央事權；
　　 ——部分社會保障、跨區域重大項目建設維護等作為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權，逐步理順事權關係；
　　 ——區域性公共服務作為地方事權。
　　 “突出強調支出責任，實際蘊含了‘錢由誰來花更合理’的內涵。”財政部財科所副所長劉尚希說。 　　（原標題：實行“單獨二胎” 人口結構更完善）